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发展逻辑，不经营政商关系，企业很难做大，辛辛苦苦做大了，一有风吹草动，企业和企业家马上处于危险中。

同样是辽宁企业，华晨汽车是另一个典型故事。 华晨汽车的创始人仰融以高超的财技把一个小小的香港财务公司打造成中国汽车行业的一匹黑马，鼎盛时期拥有六家上市公司，与宝马合资生产整车。为了更好的在资本市场腾挪， 仰融在1992年和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等几家国字头单位联合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投资基金会作为华晨中国的投资主体，在那之后，事情起了变化，尽管没有投入一分钱，但是财政部在给辽宁省政府的函中要求认定华晨及其衍生公司为国有资产，并要求辽宁省政府予以接管。 作为公司实际所有者和真正出资人的仰融当然不干，双方谈判的底线差距悬殊，几轮博弈之后，最终结果是辽宁省法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批捕仰融，仰融净身出户出走美国，完全失去了对华晨的控制。

无论是华晨的仰融还是实德的徐明所反映的都是中国特殊政商关系的一个缩影，而且是最危险的那种 。

中国公司的成长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之复杂超出西方观察者的想象。政商关系的演进路径向上倒推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齐国的管仲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盐铁的“国企”同时兼任央行行长与发改委主任一职。国家从资源和政策上完全垄断了商业的主体。所谓的商人不过是依附于主体的附庸。这种制度延续至晚晴。 2000年以来王朝兴替，变的是一个个皇帝的姓氏家谱， 不变并巩固的是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和文化惯性。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国家控制一切的观念和实践给了历代商人们几乎唯一的选择。只有和官家搞好关系，进一步说，只有和官员搞好关系才能生存发展下去。

洋务运动之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国家从商业活动中后退一步，以官督商办的形式中国出现了出现了一批带有现代色彩但仍然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企业。国家虽然名义上从商业活动中退出，但政商关系巧妙的从桌面转到桌下，官员和商人通过政策资源的货币化完成了权力勾兑和利益输送。胡雪岩与左宗棠， 盛宣怀与李鸿章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代表。

现在，仍然有无数企业家从胡雪岩传里寻找企业经营的真谛说明当代的政商关系并未脱离晚晴洋务运动之后形成的范式。

这种范式的危险之处在于，企业的发展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而是按照官场规律运行， 官员的升迁是企业发展的充分条件，反过来，官员的倒台或去世则敲响了企业由盛转衰的丧钟。

近来有学者提出了“匿名政企纽带”的说法，认为企业应该和政府打交道，而非和某个具体的官员过从甚密，这就是“匿名”的政企纽带，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家应该不和某位政府官员形成单一的对价关系，单一的对价关系是很危险的，比如黄光裕的落马。同时这种政商关系还造成了至少两个恶果：企业家无法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继任者不具有创始人的政府网络和公关能力)、企业无法做大(跨省市的政府关系壁垒森严)。

内向型的世界领袖有哪些? 猜猜看，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和民权活动家罗莎·帕克斯之间有何共同点?查尔斯·达尔文、阿尔·戈尔、J.K.罗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圣雄甘地和谷歌的拉里·佩奇呢?他们都是偶像人物。他们都是领导者。他们都是性格内向的人。

尽管企业界崇尚极度自信，讲究说话铿锵有力，讲究公关、讲究人脉。但是，根据苏珊·凯恩(Susan Cain)的说法，三分之一至一半的美国人是内向性格的人;凯恩最近刚刚出版了书作《内向者的力量》(Quiet: 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她认为，性格与性别和种族一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性格最重要的一方面便是外向还是内向。

虽然性格内向者可能接近美国人口的一半，但是凯恩却说他们是二等公民。“我们这个社会，有个心照不宣公认的想法，即理想型人格应该英勇无畏，有领袖气质，且爱好交际。”凯恩说道，“人们认为，内向介于失败与变态之间。”“内向者”和“外向者”这两个术语，经由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的首先使用，及随后的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测试，而广为人知。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测试为各大高校和企业所使用。在凯恩的定义中，内向者更喜欢刺激较少的环境，并倾向于安静专注，听得多说得少，在开口之前会思考。相反，外向者在社交场合中非常有活力，通常坚定自信，能够同时处理多个任务，表达自己的想法，反应迅速。

凯恩表示，在过去一个世纪，社会开始变成外向者的天堂，内向者的坟场。她解释称，20世纪以前，我们生活在历史学家所谓的“身份文化”中，人们应该遵守符合自己身份的一套规则，低调沉稳，安分守己。但是，随着人们蜂拥来到大城市，为大公司工作，问题就来了，我如何能够脱颖而出?自此，我们开始向“性格文化”发展，凯恩认为，这种文化促使人们痴迷于耀眼的电影明星，催生了热情奔放的员工以及爽直的领导风格。

凯恩表示，在过去几十年，这种“外向理想型人格”改变了职场。过去那种注重员工隐私、独立自主的工作方式遭到侵蚀，几乎为凯恩所说的“新群体思维”——“团队合作高于一切”——所代替。孩子们现在以小组的方式学习。很多想法都来自头脑风暴。人们认为健谈者更聪明。“人际能力”成了招聘标准，办公室也被设计成开放互动式。

然而，凯恩认为，这只会损害创新和效率。研究表明，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薪酬更高，但公司业绩并没有更好;头脑风暴得出的点子质量较低，自信畅所欲言的外向者最有可能让其他人知晓自己的想法;自20世纪70年代起，办公室内的员工个人空间减少了60%;开放式办公环境导致注意力和效率下降，记忆力减弱，人员变动更频繁，以及患病率升高。

如果说，在这种情境中，所有人都有所损失，那么内向者的损失更大，他们的能力更可能被忽视和低估。“内向者身处外向型理想人格的世界里，就如同女性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一般。”凯恩说道，“我们最重要的机构都是为外向者而设计。我们浪费了很多人才。”

凯恩并不想要内向者占主导地位。她承认，这两种性格类型都能产生好的创意和优秀的领导。她所希望的只是，两者之间能够更好地平衡，社会能包容不同的工作方式。“大多数求职面试中，雇主都在寻找拥有人际能力和情商高的人，”凯恩指出，“这种做法很合理，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标准?”

此外，她认为，外向型领导者和内向型领导者擅长的领域不同，他们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研究表明，内向者更善于领导主动型员工，因为他们会倾听并鼓励员工实施自己的想法。同时，外向者更善于领导被动型员工，因为他们擅长激励启发别人。

外向型领导者可以向内向型领导者学习，在面对风险时更谨慎，并让其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凯恩也表示，内向型领导者需要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她以摩斯拉(Mozilla)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约翰·李利(John Lilly)为例。李利强迫自己在走廊上与其他人进行眼神接触，因为他以前没有意识到，碰到别人却不打招呼对于他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冒犯。

最后，凯恩认为，这个社会急需沉静，应减少噪音。“静下心来整理自己的思绪能带给人强大的力量，寻找内向领导者的神秘力量。"